书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链条，著名作家学者的藏书更是兼具文物和研究价值的宝贵财富。如何继承、利用这笔财富，是世纪末学人面临的重要问题。 今天的读书人，你到哪里去瞻仰和研究文化大师们遗留的藏书？
鲁迅的万余册藏书历经风雨，由许广平、朱安及许多友人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现完好保存于北京西三条鲁迅博物馆中。为了方便利用，鲁博将于今年把馆藏旧报纸输入光盘。
1936年，鲁迅在上海逝世，许广平独自担负起保存七、八千册藏书、大批手稿用具等遗物的责任，尽管环境危险恶劣，但是她仍“毅然不敢自馁，负起看守的责任。”
鲁迅留在北京的另一部分遗物一直由其母鲁老夫人和朱安照管。1943年鲁老夫人去世后，朱安因生活极度困窘，曾有意卖掉部分藏书。当周作人委托来薰阁将3册鲁迅藏书书目带到南方寻觅买主，书目从南京到达上海时，许广平和众多鲁迅的好友、学生都深感震惊和担忧。他们紧急动员，全力抢救鲁迅藏书。他们推举在北京熟人不多，但又对藏书比较知情的唐?北上，一方面到来薰阁、修绠堂等旧书店打招呼，以防藏书散失，另一方面直接去做朱安的工作。在唐?等人的开导和上海众人的切实帮助下，深明大义的朱安打消了卖书之议。鲁迅存于北京的藏书免遭散失之险。
抗战胜利后，鲁迅藏书虽又经数险，但在许广平、朱安等多人的努力下，终于安度劫波。解放后，许广平将故居、藏书、手稿全部无偿捐给国家。同时，大藏书家赵万里也将四十年代购得的几十种散失到旧书摊上的鲁迅藏书全部捐出，至此，鲁迅藏书完璧如初。
许广平捐出北京西三条的故居以后，成立了现在的鲁迅博物馆，各种遗物妥善保存于馆内。其中就有这批历尽劫难的藏书。
鲁迅藏书共4000余种14000册，分为中文线装书、中文平装书、外文书、期刊等几大类。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线装书，共946种7704册。鲁迅的线装书虽在版本、数量上不及大藏书家，但却颇具特色：因经济条件所限，鲁迅往往买些残本，然后自己把残缺部分抄配补齐、装订成册，这一无奈之举日后构成了他藏书的一大特点。995种1889册日文书籍是鲁迅藏书中版本最好、门类较全的一种，它们的存在反映了鲁迅与内山书店的密切联系。此外颇值称道的是，鲁迅收藏了中文报刊353种2069册，其中有些已是罕见的珍品，如《豫报副刊》等，在别处均已无完整收藏，因此，不少研究者慕名到鲁博阅览。
鲁博的书库中有一大一小两个藏书室，较小的一间里放有6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柜，存放中文平装书和旧报刊；较大的一间里则有18个大书柜和3个大木箱，全部是外文书籍和线装古书。记者看到，这里的每一册藏书都被装上了特制的深蓝色函套，函套上涂有药水，能有效防止霉腐。因此，虽然大部分藏书已是“高龄”，但它们仍如新书一样干净平整。这样的保存状况对于爱书如命的鲁迅来说，实在是最好的尊重和纪念了。书且如此，对于更难保存的旧报刊，鲁博就更是备加爱护，他们用特制的函套装存各种报纸，即使只有一张也不例外。因此，虽然报纸的自然寿命很短，纸张多已老化，但其字迹仍十分清晰。资料部的赵丽霞介绍说，即使是馆内工作人员，平时也尽量不触动这些报刊，以免损坏文物。
文物的保存当然以不触动为好，但鲁迅的藏书毕竟有其研究价值，通过它们能够反映出鲁迅的思想发展、文学倾向、与中外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那么，对于以研究为目的的阅览是否接待呢？赵丽霞回答了记者的问题。她指着书库最外面的一间放有少量桌椅的屋子说：“这里是阅览室，如果有必需借阅藏书的研究者来时，就在这里看书。但是，我们不能完全放开让研究者阅览，因为这些藏书毕竟是文物，与图书馆的功能不同。因此，为了保护文物，我们设有一个复本库，收集了一万多册复本，如果复本库里有的书，我们会让读者使用复本，不直接阅览藏书。”她还告诉记者，鲁博希望能于今年将馆藏旧报纸输入光盘，这样既能方便借阅，又便于保护文物。只是，因财力所限，他们只能先将报纸输入工作完成，能否将数量甚大的期刊也输入光盘，那就是个未知数了。
大藏书家郑振铎“爱书爱得弗得了”，藏书近十万册，其中多善本孤本。1958年，郑振铎飞机失事遇难，全部藏书由亲属捐赠北京图书馆。至今，北图许多藏书卡片上还标有一个“郑”字。
为挽救鲁迅藏书奔走呼吁并出力甚多的，是大藏书家郑振铎。1944年，鲁迅藏书书目刚到上海，郑振铎第一个得知了消息。据唐?回忆：“西谛爱书，推己及人，听说鲁迅藏书要被出卖，就像割了身上的肉一样，紧张得寝食不安起来。”在防止书籍散失的过程中，郑振铎利用自己与书店的熟稔关系，带信给北京多家旧书店，提供了许多切实的帮助。
郑振铎是名副其实的大藏书家。以藏书数量之巨，内容之丰，种类之全论，他在现代作家学者中独步天下，并且，他以“买书之勇”和“痴于访求散佚珍藏典籍”而享誉书林。解放前在上海，当郑振铎与叶圣陶等友人一同上街喝酒时，就常因钻进旧书铺不出来而惹怒久等的朋友。解放以后，郑振铎全家迁居北京，爱书之心有增无减。每逢周末，书店老板都是家中常客，各自把店中好书送到郑家。郑振铎每次上街，也必是“满载而归”，自己高高地坐在“书山”之上。其子郑尔康回忆说：“我父亲一生节衣缩食，把钱全都用来买书。我母亲有时也会为此跟他吵架，因为他总是把母亲计划好购买生活必需品的钱全部花光。”
郑振铎爱书不仅为个人所好，更以保存民族文化遗产为目的。因此，他冒险坚守在沦陷的上海，目的就是为国家抢收珍藏典籍，以防流失到侵略者手中。后来，他记录“抢收”经历的《求书日录》在报刊上发表，曾令国人大受感动。
但是，身处乱世的郑振铎即使爱书如命也难免有毁书之痛。在1932年的“一·二八”战役中，他在上海东宝兴路的寓所沦入敌手，一切书籍都未及取出。因此，这些藏书被刀劈斧砍，损毁严重，而且全部弹词、鼓词、宝卷均丧失无遗。遭此大劫之后，郑振铎不敢怠慢，遂将剩余藏书全部转移到位于上海虹口的开明书店寄存。在随后的四五年间，又将在北平陆续购得的几十箱藏书也全部带到上海。孰料此举却酿成了更大的灾祸。1937年，“八·一三”战事起，虹口沦为战区，寄存在开明书店的一百多箱、近2000种10000余册古今书刊全部化为灰烬。
其实，说郑振铎“爱书如命”还不够确切，他实在是把书看得比生命更重要。1950年，“百宋一禅”潘氏后人把包括百余册珍贵宋版书在内的全部藏书捐赠国家，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亲赴上海验书。在讨论如何将书运到北京时，有人主张空运，而郑振铎深恐飞机失事殃及图书，而要求派专列运书并亲自护送。不敢让书籍搭乘的飞机，他自己却敢于乘坐，1958年，郑振铎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
由于走得突然，郑振铎没有留下处理藏书的书面遗嘱。但是，他生前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死了，书都是国家的。”因此，尽管有些书店出价五、六十万元购买，他的夫人和子女还是遵嘱将他全部藏书捐献给了国家。在郑尔康的家中，记者见到了一张1958年11月5日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署的“褒奖状”。奖状上写道：
高君箴同志及其子女郑小箴、郑尔康同志继承郑振铎同志毕生为文化服务的精神，将其生平收集的中外文图书全部捐献国家，除在北京图书馆设立专藏外，对高君箴同志等化私为公的精神特予表扬，并资纪念。（见图一）
郑振铎的藏书共17214部94441册，不仅在数量上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在种类上也极为丰富：包括戏剧、小说、画谱、宝卷、弹词、考古、金石、文集、诗集、词集、目录、方志、丛书、社会经济史等多个方面。另外，他的藏书中还有很多善本孤本，真是世所罕见、价值连城。1958年，藏书被捐到北京图书馆后，曾设一单独书库专门存放。但在“文革”中，该书库改成了“红宝书阅览室”，郑振铎的藏书被打散并入了北图其他馆藏。现在，在北图的许多书目索引卡片上，读者还可发现一个“郑”字，那就是郑振铎毕生收藏并无私捐献出来的藏书。
为了纪念这位爱国无私的学者和文学家，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已于近期出版了二十卷的《郑振铎全集》。
郭沫若、茅盾、老舍：斯人已去，故居仍在。在故居屋檐下，藏书诉说着主人生前爱书的故事。
同为现代文学巨匠的郭沫若、茅盾、老舍也都各有一些藏书。虽然在数量上不及郑振铎、鲁迅等人，但这并不影响其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
在郭沫若纪念馆中，郭沫若的女儿、纪念馆馆长郭平英介绍了藏书情况。她说，郭沫若藏书数量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解放前长年漂泊，家庭负担又重，无力购买太多书籍；另一方面也因他兴趣广泛、博闻强记，借书使用更能满足其需要。因此，郭沫若从青年时代起，就经常到图书馆“去挖煤”，充分利用图书馆藏书，直到他逝世以后，还有些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没有还完。
有意义的是，郭沫若与图书馆的关系不是单向的索取，而是双向的交流互利。他从图书馆借阅图书，同时也把自己一些颇有价值的手稿和藏书无偿捐赠图书馆。50年代后期，郭沫若曾把一部分手稿、藏书捐给北京图书馆，其中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著名历史剧剧本的手稿和一套迄今为止在个人藏书中版本最为齐全的《管子集校》。
郭沫若藏书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其中仍不乏展现其独特个性和经历的珍贵藏品。如他为撰写《甲申三百年祭》而亲笔手抄的一些野史的稿本，充分展示了作为学者的郭沫若的治学态度和思想过程。此外，在故居书房的窗下，一只精美的日式木箱颇引人注目，这是一箱失而复得的手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郭沫若从日本只身秘密回国。身着家居便服出走的郭沫若，连使用了十几年的一枝心爱的派克笔都无法带回，更不用说在日期间的藏书和手稿了。1957年，经友人协助，郭沫若终于找回了其中的这箱手稿。因此他亲笔题字“沧海遗粟”以志纪念。
与郭沫若藏书收藏情况相似，茅盾的六、七千册藏书也完整地保存在北京后圆恩寺胡同的故居中。其子韦韬介绍说，茅盾的藏书多于抗战时期散失，现在故居收藏的仅是他身边的一些常用书籍，其中线装古书数量较多。记者在故居中看到，这些藏书一部分放在前院的图书室内，参观者可隔窗而望，另一部分存于后院的书房、卧室中，依其生前的布置摆放。据了解，一些茅盾作了批注的藏书已经影印出版，这对于研究茅盾的文艺思想有重要价值。看来，对于作家藏书批注的利用和研究，茅盾的研究者已走在前面。
今年1月落成的老舍纪念馆，也是一个保存藏书和文物、供后人参观的场所。据老舍的女儿舒济介绍，一俟纪念馆落成，所有藏书包括手稿和书信都将全部捐献，一部分供展出，一部分供研究之用。
现存的老舍藏书约有5000册，数量不多的原因一方面是他青少年时期家境贫寒，无力购书；另一方面则因抗战中的散失。1937年11月，济南即将沦陷，老舍离城前将藏书、手稿以及发表的作品寄存在齐鲁大学校内常柏路2号宿舍内，但这些物品后来全部下落不明。痛心疾首的老舍对夫人胡?青发誓：“以后我再也不买书了。”忿忿一言尽含痛惜之情。抗战八年，他真的几乎没买一本书。
“文革”伊始，老舍含冤自杀，命且不保，遑论藏书。他的全部藏书、家具、字画和瓷器都被抄走，“文革”后也只归还了一部分，损失之大可以想知。因此，在现存的藏书中，有不少是家属后来的收集。其中，在寻找老舍著作的旧版本过程中，上海图书馆等单位给予了大力帮助。
虽然数量不多、损失严重，但仅存的藏书仍能反映出老舍的性格和思想。在老舍故居中，记者见到了老舍的第一本藏书—一本小号《辞源》——的照片，扉页上有老舍亲笔题写的两行小字：“在学校时总是借用学校的《辞源》，如今离了学校生活——作学生及教师——只好自己买一部了。——到底买不起大号的。”一句话，把书主人的困窘和幽默表露无遗，使人想起他在创造中特有的“笑中含泪”的风格。舒济出示的另一本藏书更是罕见的文物，那是1960年重庆市川剧演出团自己印刷的剧本《荷珠配》，老舍为把川剧改编成话剧，收集了不少这样的内部印刷品。这种藏书现在已绝无仅有，它粗糙的纸质反映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状况，而这样一本书在老舍家中保存完好，又实在说明了作家对民间优秀艺术传统的重视和继承。
人之劫亦书之劫，藏书跟随主人度尽劫波。是仅存的一些藏书挽救了濒临崩溃的胡风。二十多年的监禁之后，初获自由的胡风最迫切的事就是读到新书。
1955年，灾难降临胡风一家。在抗战期间已痛失两架藏书的胡风、梅志夫妇再次被迫与书分手。十年后，他们被送往四川监外服刑，胡风提出要求，希望将家中的四柜藏书带走，以便在度刑期间“学习改造”，并整理出一些文章。几经交涉，这一请求获公安部门批准，四柜藏书于是跟随主人跋山涉水，来到大西南。但是，“文革”风暴一起，这些书籍物品还是被查封了。四、五年后，四川省革委会人保组正式向梅志宣布没收胡风个人财产，经梅志的再三争取，一些鲁迅当年的赠书和所有的马恩列斯著作被勉强允许保留下来。
梅志在回忆中说：“分开几年后，我到监中见到胡风时，他已经精神失常，整个人处在恐怖状态中，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甚至对吃饭都置之不理。不管我用什么方法，也打不开他那被苦难和恐惧锈蚀的心。”但是，有一次，当梅志向他提起了未被没收的一些藏书时，胡风的眼睛睁开了，出人意料地发出了一线亮光。梅志说：“当他看到这些书时，他失去的灵魂被唤醒了，他复活了！”是这些书，使濒临精神崩溃的胡风慢慢地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获得了几年的平静。为此，梅志长叹：“是书，给我们的生活创造了奇迹，是书挽救了他。”
1979年，胡风夫妇重获失去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自由，他们最迫切的希望就是看到新的书和刊物。在成都街头，梅志多次以瘦弱之躯挤入拥塞的人群，就为买到一些新书和刊物。她说：“有一次我站在柜台前，总算买到了《诗刊》和《文汇月刊》。但等我拿出钱拿到书，准备出来时，后面的人几乎将我的肋骨压断。我挤出来之后，又发现我的皮夹子不见了。我虽然大声询问，却都说没看见，又说定有贼娃子。门市部的人劝我：‘太婆，你这大岁数就别来挤了，叫你娃儿来嘛！’他们哪里知道，我的娃儿远在千里外，而我好容易获得这购书的自由权，我能放过？”
令胡风夫妇欣慰的是，他们的四架藏书一直被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的一位善良的工作人员暗中保护，不仅将书编号登记，而且不让他人随便借阅。因此，当劫波度尽，这批藏书连同胡风亲手设计的四个大书柜又从四川回到了北京。记者到梅志家中采访时看到，这四个大书柜是这朴素的居室中最主要的陈设，柜中藏书的书脊上至今仍然保留着当年劳改局所作标签和编号。她的女儿张晓风告诉记者，除少量散失外，现存的藏书基本完整。八十年代初，他们还曾将藏书中一部分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捐赠给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马列所（现与外国文学所合并）。据一些日本学者说，这些珍贵的版本，现在在日本都已无法找到。
黎锦熙、王力、吕叔湘、张清常，四位语言学家将藏书遗赠后学。其博大无私的精神，令人感动。
藏书是个人财产，但同时也是属于全民族的精神财富。一个人的生命有限，而书籍将作为文明的火把，被一代代地向下承传。因此，在读书人中，藏书、赠书、捐书，往往是以书会友、以书传世的佳话美谈。不知是不是巧合，我们采访涉及的四位语言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将专业方面的藏书捐献了出来。
语言学的“开山祖”黎锦熙的藏书多达数万册，其中主要包括历史学、语言学和教育学三方面内容。对于这些藏书，黎锦熙曾有遗愿，就是要将它们全部“捐给公家”。在有生之年，他已亲自将一套珍贵的二十四史捐给了他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1979年他去世以后，他的女儿黎泽渝将其藏书进行了分类，一部分捐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另一部分则捐赠北京图书馆。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也有与黎锦熙相似的心愿。他的女儿吕霞告诉记者，他生前已开始对藏书进行处理，50年代，他就曾把一批英文书籍捐赠给北京外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后来又陆陆续续给家乡的中小学寄赠了很多有实用价值的书籍和刊物；近些年，他将一部分专业性强的藏书捐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语文出版社两个单位；其余近千册专业书则捐给了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图书馆。据该馆前馆长朱一之教授介绍，他们成立了专门的“吕叔湘捐赠图书室”以保存藏书，并开放阅览。学界前辈的学品人品，时时策励着前来读书的师生。
除了“吕叔湘捐赠图书室”外，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图书馆很快还将成立张清常先生捐赠图书室。据其子张晓华介绍，去年年初刚刚去世的张清常教授也将全部藏书5000余册遗赠给该校图书馆。藏书中半数以上是专业用书，另外还有中外文书籍、期刊及手稿、证书、拓片等藏品。张老生前捐赠的前后《出师表》拓片和《西狭颂》摩崖刻石拓片现已成为该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北京大学的王力教授把14架藏书全部捐赠给了他所在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古朴幽静的小院中，中文系为他设立了一间“王力文库”，供语言专业教研室教师专用。据王力的学生、北大中文系唐作藩教授介绍，王先生的后人中也有人从事语言学研究，这些书籍本也可以留给亲属使用，但为了让更多的人对藏书加以利用，使其发挥更大作用，王夫人夏蔚霞还是决定化私为公，全部捐献。
四位语言大家不约而同捐出藏书，特别是把专业书捐赠给图书馆、教研室作科研用，其中饱含的对于学科发展的殷殷期望，令无数后学深受感动。
曹禺夫人有意将书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实行了14年“文库”制度的现代文学馆里，已有40多个作家文库，既供纪念，又利研究。今年“十一”新馆落成，“文库”条件将会更好，数量也将更多。
1996年逝世的戏剧大师曹禺，其藏书目前尚未及整理捐赠。年事已高的李玉茹对记者说：“曹禺没有留下有关藏书的遗嘱，但他生前有个愿望，就是将一些书捐给中央戏剧学院。此外，他的家乡湖北潜江也希望能得到一些遗赠，现代文学馆也曾主动与我联系，要建立曹禺文库。但是，我现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整理，所以这些书到现在还搁在家里。但我想，最终这些书是应该捐献给国家的。因为作为文学家的曹禺已经不仅是属于我们家属的了。”李玉茹表示，她将把大部分藏书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但还需进一步了解该馆的保存条件。她说：“我希望他的书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不是留在文库来陈列，而是供人使用研究。”
据了解，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与曹禺家属进行联系之前，已经将“作家文库”制度实施了14年之久，到目前为止，他们已建有40多个大小不一的文库，每个文库里都有说不尽的故事。
作为纪念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业机构，中国现代文学馆特别重视现代作家的遗物、藏书等收藏工作。建馆伊始，他们就实施了文库制，即收集中国现代作家的藏书，建立专门文库。这一制度，吸引了很多已故作家的亲属，甚至吸引了不少尚健在的作家。他们都乐于把藏书无偿捐献出来，既供纪念，又利研究。在不可能为每个作家建立故居或纪念馆的现实状况下，这种建立“馆中馆”的方法无疑是实际有效的。为此，馆长舒乙连声称赞“这种制度非常好！”
第一个带头捐赠藏书的是今年96岁高龄的巴金老人。作为现代文学馆建立的倡议者，他的带头作用为后来者树立了无私的典范。十几年来，巴老分11次从上海把藏书等文物寄到文学馆来，在装满了两间大屋子的“巴金文库”中，保存着他现代文学方面的7700多册藏书。其中包括他的著作的各种版本、译本，鲁迅、郑振铎等多位作家的赠书，以及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多种书籍。据舒乙介绍，巴老的文库是40多个文库里最有价值的。
现有的文库中，最大的是周扬文库。周扬生前立下遗嘱，将全部藏书赠与现代文学馆。舒乙回忆说，当13000多册藏书连同书架从周扬家中被搬出后，他的住处已是家徒四壁。
最有特色、藏品最全的当属丁玲文库。在两个房间里，除藏书外，馆里还按她生前的样式布置了一间卧室。丁玲使用过的桌椅、卧具都保持原样，俨然是一个小小的纪念馆。
已建好的文库还包括冰心、萧乾、张天翼、萧三、周而复、蔡仪、凌叔华、朱自清、王统照、靳以、林林、草明、罗荪、谭正璧、叶君健等等。海外作家的有香港的李辉英、卜少夫、新加坡的周颖南、德国的周仲铮、捷克的普实刻、日本的井上靖等。舒乙说：“我们的文库不拘大小，书多则大、书少则小，依情况而定。有的文库小到只有一个书架的一、两格，但往往价值很大。比如杜鹏程文库就是如此，他捐赠的是他的著作的各种版本，非常有特色。”
据了解，现代文学馆除文库之外还设有手稿库、照片库，分别保存各种文物藏品。文库既供参观，又可供研究者在馆内借阅使用。舒乙对记者说：“文库的建立，有利于研究者窥测作家的藏书全貌，对于研究他们的读书范围、涉猎内容、兴趣爱好、思想形成都有极大的帮助。一些作家书中的批注夹条，有时也会成为研究者深入研究的窗口。”
今年“十一”，新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即将落成。届时，这些文库也都将告别现在破旧的院落，迁入崭新漂亮的大楼。文库的保存条件更好，无疑会吸引更多的作家及家属捐献藏书藏品，相信那时会有更多更完整的文库与研究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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